几天去一个理发店理发，师傅动作娴熟，帅气的很。从他的口中得知，他做理发师已经十多年了。我问他，你做理发师快乐吗？他毫不犹豫的回答，快乐，脸上还露出一丝笑意。

于是，我突然非常羡慕。不是羡慕他的职业，而是他在十年前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道路。理发师无疑是个平凡的职业，而做出这个选择，不是出于生计的无奈，就是真正的热爱。

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：当你在人生的各个岔路口都选择了自己所喜爱的，那么某一天你回头时就会发现，你正以一种多么热烈而多彩的方式去生活。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很有感触。仔细琢磨，却又不是那么天衣无缝。我们追求遵循内心的选择，因为这可以将我们的生活变成梦想中的样子，可以让自己活得热烈，活得精彩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更加符合理性、符合逻辑的选择会让未来登上一个更高的高度。就像算法中的动态规划和贪心，每一步做出的最优解并不一定是纵观全局的最优解。

MBTI测试中一定有这样一个问题，询问你做选择时更多的是遵循理性还是意愿。其实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，这个问题是相当难以抉择的。遵循意愿？但是一味遵循意愿可能会将未来的选择局限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——有的人称之为任性。而纯粹的遵循逻辑呢？显然是不现实的——人的情感是多样的，欲望很大程度上控制我们的行为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。随着选项的增多，其间的利弊差距也在递减，选择的难度也在增大，变数也就更多，意愿在选择中的权重也会提高。这样，我们就不能明确的规定怎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怎么样的选择性价比才是最高的。在理性的角度看待似乎差别不大的选项中间，我们只能依靠意愿来选择。这么看，理性和意愿似乎是共存而平衡的。但是，选择者本身的意向则会增加其中一项或者几项的权重。这样，意愿和理性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，从而产生并不是十分理性的结果。

这么看，理性与意愿之间的平衡非常微妙——他没有一种具体的判定标准，甚至针对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判断方式。甚至说，对于不同人的意愿，理性也不是相同的，这也是选择困难所在。我们顾虑现在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，顾虑目前的选择是不是最适合的、性价比最高的。但是在选择之前，选择人甚至并不一定有明显的意向，取舍似乎只是在不同选项之间的对比而决定的。这样，理性便又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
总的来说，选择并不是一件纯粹理性的事——生活中的选择并不只有绝对的对错，而选择的对错是相对于意愿的。相对正确的选择可以带来更好的主观感受，并且可以让未来按照一个希望的方向去发展，那么这个选择无疑是成功的。反之，一味追求客观理性的最优解，反而可能劣化主观感受，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
而文章开头的理发师，应该是做出了真正正确的选择吧。而按照自己的喜爱去做每一步选择的人，或许也以自以为舒适的方式，去迎接未来，迎接下一个选择。

前几天忽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场景就是一名犯人，被紧绑在板车上，两边立着趾高气昂的卫兵。人们在路旁露出不屑抑或嘲笑的笑容。

这样的场景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在哪里呢？好像又想不起来了。见过的事情总是这样，明明印象很深刻，却难以名状。总之，这样的场景正在现实中发生着。好，现在你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场景，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我要用这个场景来啰嗦一番了。

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，大意是两个迟到的学生被学生会的人惩罚，在被窝里被连床带人抬到广场上示众，示众完又被抬回宿舍。而可笑的是，这两名学生似乎从始至终没有醒来过。这个故事我读了之后感慨了很久。余秋雨先生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疑问——这样的惩罚到底是面向谁的？是面向两名学生的吗？而那两名学生来回两趟，始终呼呼大睡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完成了“示众”这一壮举。是面向大家的吗？显然，这除了在枯燥生活中平添一个笑料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，只是苦了那两个抬床的同学了。

再回到我们的故事。这位犯人固然有罪，应该处罚。可是这种行为的游街示众的目的是为了处罚吗？问问路边的众人，他们知道这个被囚住的人犯了什么罪吗？不知。他们只是闲暇之余围观一下这种稀奇事，当做一个传在牌坊间的笑话罢了。这种游街充其量算一种侮辱。侮辱的对象肯定是犯人，而施加的对象呢？看看站在他旁边的表情高高在上的卫兵吧。回过头来看余秋雨笔下的学生会，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角色？那神情仿佛再说，“你看我多厉害，逮住了这么一个货色！那我自然是个正直的人。”归根结底，这种惩罚反而变成了一种对施加者的褒奖。

余华的小说《兄弟》中也有不少类似的情节。宋凡平被送去批斗的时候，还不一定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自己是地主的后代而被牵连呢！而那名欺负宋凡平孩子的人的父亲，却从一个“施加者”，一夜之间变成了“犯人”，是多么的讽刺。而批斗来批斗去，除了害死几个无辜的人以外，似乎也起不到什么示众的作用，反而让几个局外人当做了一种观感极佳的游戏。

我们一直在强调“惩罚”对一个他律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，却忽视了“惩罚”这一行为似乎人们划分为两个层级——在这一行动中，犯错的人成为了错的象征，而包括施罚者在内的其他人，则被认作保持了绝对的正确。直觉告诉我们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施罚者和被罚者应当是平等的。

从古至今，中国和外国的执政者都在试图将自己树立为一个“神的旨意的传达者”。从君权神授到基督教的一些理论，都无疑在强调这一点，目的就是为了试图让被支配者认为于自己处于同一层级上，只有这样，才可能维护公平性，才能保持社会稳定。将这个原则适用范围扩大开来，对于一个理性的社会，“犯人”的判断绝对是基于一定的规则的，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或是其他的判定标准。而惩罚者只是将规则的表述化为事实，仅此而已。因为规则被认为是正确的，所以这种惩罚是公平的、正确的。由此看来，惩罚者的立场正误似乎就无关紧要了——因为惩罚的决定来源于规则。如此看来，惩罚者和被惩罚者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层级上的，被惩罚者的错误并不能彰显惩罚者的正确。而二者的层级化，除了助长“专权”之风，满足有些人的好胜心，对社会的风气和道德没有任何促进作用。

如果那两名卫士稍微收敛一下表情，或许这趟游行还会有些意义。

我格外中意靠窗的位置。

初中的教室楼层不高，是在一座粉刷着淡红色墙面的老楼上的一楼里，窗户外面就有一棵高大的银杏，风吹过的时候簌簌的响。秋天的时候，偶尔刮来几片枯黄的叶子，落在窗台上，显出其扇状的影子。来了兴致，还会拾几篇完好的，小心的展开，平整，夹进手边的书本中。于是之后的许多日子里，当我再次翻开那些覆满灰尘的旧书时，总会发现几片压的十分平整的枯黄的银杏叶，一段荒草丛生的时光便铺展在眼前，栩栩如生。

那时教室的窗户是磨砂的，或许只是贴了一层窗户纸——这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反而模糊起来。当有脚步靠近，人影晃动，教室中百无聊赖的听课的人们便兴奋不已，抬起头来，支起耳朵，似乎这人影是为他而来。当人影彻底在窗户中消失，脚步声渐远，才彻底失去兴趣，在老师枯燥的语调中构造着自己的天马行空。有时候脚步声也会停下，有时是什么人来送物件，然后嘴中一边絮叨着一边远去，有时候仅仅是侧耳倾听半晌，便快步走开了。还有的则是匆忙闯进门，在老师的耳边低语几句，便匆匆离去。于是，本寂静的教室中便骚动起来，猜测又有什么惊喜的发生。或许正值一阵秋风吹过，树叶瑟瑟，一种别有的秋的味道便酝酿出来。

后来，秋风凉了，叶子落了，本就苍老的树干上又添几道疤痕，那栋小楼上的油漆也渐渐有些褪色，我也距离那个地方越来越远。一年中，我先是周折到郊外的一所高中，然后度过了半年的平淡时光——那儿的树更加苍劲，草也旺盛的很。后来，又长途跋涉过无数荒芜，去了另一所很远的学校读书。其间树叶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而我靠窗的位置却从未改变。

这时的窗外便又是另一番景致了。在那座红色的小楼里，窗外只是无尽的繁叶，交织翻滚，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明朗的天空。而在这里，深秋的天空湛蓝，深邃的像无暇的瞳。白云无影无踪，连太阳都不舍得用金黄的颜色浸染它，使其犹如一张纯色的画布，铺展在天空中。金黄的叶则作为前景，微微摇曳，颇有些郁达夫老人家Golden Days的风味。

这时候靠窗的位置便有了绝美的景致。轻推开窗，先是涌进来一股秋味的风。至于这秋味，文字也确实不好描述。像是把湛蓝的天与金黄的叶用午后的骄阳烘培，再让忙碌的小生灵们掺一点吟唱和歌声，然后随阵阵清风一齐飘入鼻翼。兴致上头，窗户大开，秋风便狂野的冲进屋里，惊得书本“哗哗”作响，试卷漫天飞舞。秋日也不再拘束，喜悦的落在墙壁上，映出金黄的影。我呢？早已神游在这无限的快乐中了。只是，那高大的银杏树的影子似乎正在眼中闪烁。

后来日子长了，即使靠窗，也懒得欣赏窗外的景致。甚至在又一阵风吹起，口中却抱怨着：“靠窗位置真冷！”

近些天，别离的笙箫吹起。我也收拾行当，去了隔了几米外的另一个屋子坐着，仍然是靠窗的位置。猛地抬头望，才意识到早已入冬，过几天就是北方的小年了。凝视窗外光秃的树和苍白的天空，那座淡红色的小楼的样貌又隐约浮现在眼前。那颗银杏树，你可还好？明年的秋天，我就不去看你了。